●她曾“潜伏”在台湾，与大哥王冠民一起穿行在白色恐怖的各个场所
●她曾往返在香港和广州之间，为解放台湾传送情报
●她曾是一名荣立三等功的解放军战士
她对党充满依恋，直到84岁才加入了党组织，她说——
□ 记者 邵志华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2年农历十二月廿八，王秀兰出生于东阳市李宅地塔畈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时光已经走过90年，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岁月，但在王秀兰看来，就像是发生在眼前的事，一幕幕的亲身经历，又在眼前展开。她滔滔不绝地讲述起久存于记忆库里的陈年往事。
16岁的大姑娘上小学了，她对党有了认识。
在16岁之前，因为大她8岁的大哥在外求学，家里没有男劳力，王秀兰的爸爸就带着她下地干农活。王秀兰干得像模像样，犹如一名壮劳力，苦活累活都能干。当时，和她一起长大的女孩有些都成家抱上了孩子，但王秀兰有一颗不安分的心，她时时向往外面的世界，觉得这样在乡间结婚生子活一辈子太简单了。
机会终于给了王秀兰。1939年，国民党组织妇女军事训练班，当时规定每个保有两个名额，保长让她参加，她没有拒绝，就和保长的女儿一起参加了这个训练班。
这个训练班的课目十分简单，每天向左转向右转，还有就是拿一根木头当枪练射击，也没有统一的服装，三四十人一起风吹雨打的，王秀兰一点也不觉得苦。
每天训练结束后，许多人回家去住了，王秀兰就和几个女孩子一起住在一个庙里，同住的还有她们的队长共产党员蒋永瑜。蒋永瑜非常喜欢漂亮干练的王秀兰，两人关系十分友好。一有空闲时间，蒋永瑜就和王秀兰谈一些进步思想，如男女平等、救民族救人民等，让王秀兰热血沸腾。
半年的军事训练结束了，王秀兰觉得和蒋永瑜的谈话就像为她打开了一扇窗子，明亮了许多。于是，她就有了去读书的念头，加上爷爷非常支持她读书，王秀兰就和其他6个一般大小的女孩到十几里外的吴良镇小学读书。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站着比老师还要高的王秀兰，开始了读书生涯，只用了5年时间就完成了小学和初中的学业。
1946年，王秀兰转入她哥哥工作的杭州省立商业高等专科学校读书。当年，发生了举世轰动的北大学生沈崇事件。王秀兰是校学生自治会领导成员，当晚她激动得难以入睡，第二天，在她的提议下，学校开展了声援北京学生的活动。次年，席卷全国的“反饥饿、反内战、要自由、要民主”的学生运动爆发，王秀兰更是积极参加。期终时，她被学校除名了，后在同学、老师和她哥哥朋友的帮助下，取得校长的同情，才得以完成学业。
王秀兰记不得有多少次，哥哥（革命烈士）带她到一位姓许的老师家阅读一些进步书刊，使她的思想受到极大震撼。她说，看了这些报刊，了解到日寇杀我同胞、烧我民房、奸我姐妹的累累罪行，愤慨不已；也是这些报刊，让她知道在国难深重之际，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这是人民的福音；也是在这时候，她才理解哥哥为什么总是让她看这些进步书籍。
在台湾的日子，她和大哥经常出入白色恐怖的场所。
1948年2月，共产党员张佐毅的妻子乐楚珍在家乡宁波遭敌人追捕，难以立足，要王秀兰送她去台湾。没有多想，王秀兰收拾好行囊，陪伴在乐楚珍身边，踏上了台湾之旅，和哥哥王冠民在台湾相聚。
王秀兰在台期间，国民党军全面溃败，人民解放军开始向全国大举进攻，中国革命胜利在望，而台湾的形势已十分严峻。
此时，王秀兰的哥哥王冠民却十分忙碌，每当夜色深重或周末，王冠民总会带着王秀兰走家串户，有时行走在灯红酒绿间，有时快速穿行在人群中。出门前，王冠民总会让王秀兰打扮得光鲜一点，自己的皮鞋也擦得透亮。有时候王秀兰想问个究竟，话未出口又止住，她知道哥哥一定是一个做大事的人，于是，每次出门都落落大方，挽着哥哥的手十分的自然，哥哥对她的评价都非常好。
到后来，有许多次王冠民就单独让王秀兰送信到台北。有一次，王秀兰在台北的街道上发现后面有人跟踪，也不知道是别人冲着她年轻貌美，还是国民党特务，一时心慌意乱，一不小心踩空倒在地上，起来后立即告诉自己要冷静，于是忍着痛，走进了一个街道，七拐八拐的，总算甩掉“尾巴”，安全把信送给主人手中。
一年多时间里，王秀兰已不知道多少次遇到危险。
有一次深夜，急促的敲门声把王秀兰惊醒，起来一看，原来又是国民党兵来查户口的。一进门，他们不由分说翻箱倒柜，翻出了许多王秀兰和杭州同学的通信，还说她“通共党”，要看身份证，谁知道此时王秀兰的证件正好让朋友拿去买船票了没在身边，为首的军官下令，抓她去派出所。情急之下，王秀兰立即给哥哥打电话，在与他们周旋了多时后，总算被放了。
行走在香港和广州的交通线上，她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到台湾一年多后，哥哥王冠民根据形势的急剧发展，要求王秀兰赶回大陆参加革命工作。
1949年9月下旬，王秀兰离开台湾，坐了9天9夜的船返回大陆上海，在船上，想到祖国大陆就要解放，人民可以翻身作主，她心潮澎湃。
下船后，王秀兰找到了时任第九兵团民运科科长的张佐毅，经介绍，她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当时第九兵团的任务是解放台湾。因王秀兰刚从台湾回来，对台湾的情况比较熟悉，组织上便将她送到兵团台湾干部训练团学习。是年12月，兵团决定派遣王秀兰再去台湾工作。次年1月5日，王秀兰乘坐上海至广州的列车南下，转抵香港，等待返台湾工作的命令。但由于入台证没有办下来，王秀兰就时常往返在香港和广州之间，传送情报，有时也遇到不明身份人的跟踪，但由于有在台湾的经历，每次都能轻松摆脱，将情报送到广州。
1950年6月下旬，朝鲜战争爆发，美军第七舰队侵入我台湾海峡。10月，我国被迫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重点转到了朝鲜，解放台湾一事被暂时搁了起来，专门进行对台工作的三野驻粤联络处也被撤销了，王秀兰和一部分同志转到新成立的华东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广州谍报站工作。这时，她凭着对党的热爱，第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952年调至南京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工作，王秀兰又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谁知新的运动又来了，“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后，也不知道什么原因，1953年，她从情报处调到政治处，后来又调到浙江省军区文化补习学校当教员，就在那时，她荣立了三等功。王秀兰每到一个新单位，她都写了入党申请书，但始终没有一个答复。
原来她的档案里写着“控制使用人员”。
1958年，中国出现了许多政治状况，加上王冠民战斗在隐蔽战线的身份无法暴露，王秀兰的家庭被划分为地主。
当年，王秀兰转业到杭州省建设银行工作，后被抽调到省委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工作队来临海工作。当地的老百姓听说她家的成分是地主时，认为应该是他们打击的对象，还要批斗她，但王秀兰还是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又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但因其本人在台湾的工作经历及其兄政治身份没有明确等原因，王秀兰的入党愿望迟迟没有实现。
因为历史的原因，1948年2月至1949年9月之间在台湾工作的一段经历“说不明、道不清”，王秀兰被打入“另册”，遭受歧视，受到审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王秀兰被当作“国民党特务”而长期关进“清队学习班”或“下放劳动”。王秀兰说，原来我的档案里写有“控制使用人员”的字样。
用行动证明，自己没有放弃过入党的信念。
1973年9月，中央军委追认王冠民为革命烈士，王秀兰的家庭背景才得以澄清。
1979年，被错划的家庭地主成分也得以纠正。对王秀兰来说，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80年12月，王秀兰离休了，带着对党的万分热爱。
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王秀兰还是用行动证明，自己没有放弃过入党的信念。
从1997年起她就开始资助困难学生上学，资助的一名屿头山区的黄中学生和另一名宁溪山区的黄中学生到本科毕业。最近她又资助了院桥中学初三年级的王娅妮。王秀兰说，有生之年，只要娅妮努力学习，会一直资助娅妮到大学毕业、读研究生、读博士生。
84岁，终于圆了60多年的梦想。
2003年，已经离休20多年，时年82岁的王秀兰，提笔给黄岩区财政地税局党委写了入党申请书。
2005年12月28日，是王秀兰永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黄岩区财税局城区分局党支部通过了她的入党申请，使她在84岁高龄之时圆了入党梦。说来也巧，王秀兰出生于1922年农历十二月廿八，在参加革命57年后的12月28日入了党。如今，每当说起入党之事，王秀兰总是感慨万千，激动不已！
虽然入党过程漫长而艰难，但王秀兰老人并不气馁，她说：“我从没有想过放弃，更不会因为挫折而对党有什么误会。当时我就认定，等‘历史问题’解决了，我一定要入党。”
（选自《台州商报》2011年7月1日）
（编辑：赵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