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乃器先生是我院前身“甲商”时期的杰出校友之一，是一位在我国颇有影响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银行家、经济学家，是国内外闻名的“七君子”之一，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和救国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粮食部长。章乃器的光环可以说照亮了整个中国，而在这些成就的背后是他为远大志向坎坷拼搏的一生。

1897年3月4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二）章乃器出生于浙江青田县小塬村的一个破落乡绅家庭，原名章埏，字子伟。1913年秋，章乃器被录入浙江甲种商业学校（即我院前身）学习，在校五年中，他勤学攻读，刻苦钻研，成绩优异，这为他以后从事革命和经济建设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8年夏，章乃器从杭州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毕业后，进入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当练习生。翌年春，他便辞职来到北京，进了北通州京兆银行，当了营业部主任。此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给年轻的章乃器以极深刻的影响。从此，“科学和民主”成了他终生不渝的信条。1921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他进了一家中美合办的实业公司。这里虽然待遇优厚，但是洋经理却骄横跋扈，章乃器不愿意卑躬屈膝，只干了3个月便愤然辞职。章乃器回到上海重新进入浙江地方实业银行。1932年，章乃器出任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副总经理。6月，又主持创立了国内第一家完全由国人创办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章乃器为中国征信所制定了一套严密科学的工作制度，使该所的调查工作效率极高，受到了社会的赞扬。章乃器不仅是一位成功的银行家，而且他还是一位有成就的经济理论家，他主张用经济手段管理中国的货币和金融市场，以保护民族工商业。

1935年12月，章乃器与马相伯、沈钧儒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正式成立，发表了《救国运动宣言》，提出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等主张，章乃器被推选为该会的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主管财务，兼作宣传工作。由于救国会的团结抗日主张日益深入人心，国民党对他的仇恨也与日俱增。章乃器也不断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威逼利诱，在国难当头之际，他一点没在乎。银行副经理、征信所董事长的职务是在几分钟之内就决定放弃的。从银行辞职后，他下定毁家纾难的决心，把全部精力投入救国运动。有的人认为他傻，或认为他应该事先商量一下，但这些过程都没有。这也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极度仇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终于对救国会下了毒手。

1936年11月23日凌晨，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被国民党当局无理逮捕，成为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啡国会领袖无辜被捕的消息传开后，激起了人们极大义愤，抗议和营救的文、电雪片似地从国内外飞来。七位爱国领袖被捕后20天，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于国内外形势，1937年7月31日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释放“七君子”。章乃器出狱后，斗志不减，将他在狱中撰写的《救亡运动论》中的《抗日必胜论》和《民众基本论》的两个部分印成小册子于1937年10月正式出版。他在文章中提出了“武器的力量并不是绝对的，而人的力量毕竟还是决定胜负的因素”的重要见解。他还批驳了形形色色的亡国论调。他指出“有些人把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日苏或日美战争的爆发，中国与英、美、法等国的结盟等外力因素上，也是不现实的。是机械主义的抗日论。”他认为“抵抗侵略主要的力量是我们自己。后来他因反对《日苏中立条约》而退出了救国会

经济和政治是不可分的。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更关心的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1947年民主同盟遭解散后，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民主人士的迫害，章乃器被迫流亡香港。在香港时期，各民主党派共同发表的宣言，绝大部分是他执笔起草的，再度成为“宣言专家”。与此同时，他把投资和经营的重点放在了香港。他认为香港的发展环境和发展空间都很好，就创设了港九地产公司，在香港最贵的地段，即总督府附近做房地产，获得了相当多的利润，已经做到他自己所讲的“资本主义经营达到最高峰”。如果他继续做下去，那可能是另外一番情形了。可是由于图利生涯同他的理想矛盾，所以，在1948年底，他接到中共中央的电召，面临着人生的重大选择。是选择理想？还是两头都占着？他处理起来很简单，就是结束在香港的业务，没有任何犹豫。

1949年6月15日， 章乃器作为民主建国会的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 10月1日章乃器出席了隆重的开国大典，并被任命为政务院政务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兼财经组组长、政务院编制委员会主任。1952年8月， 章乃器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粮食部长。以后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主建国会副主席。

1956年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章乃器在《关于工商业改造辅导报告工作的几个问题》中讲：“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是比较合理的。剩余价值、剥削和不劳而获的收入这三个名词，本来一般是可以通用的。现在既然已经明确定息不是剩余价值，那就可以进一步明确定息也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像这类学术问题，或者说是如何制定政策的问题，是可以探讨的，但在那场“反右斗争”中硬把章乃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确切地概括为“定息不是剥削”，因而成了当时集中火力批判的靶子。

但他始终不肯像别人那样违心地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 面对火药味越来越浓的批判和越来越吓人的帽子，面对无中生有的捏造和断章取义的曲解，他却与人舌战，逐条反驳对他的批判，并每天准时到粮食部照常工作，如此强项不屈，批判会没法再开，于是转而责令他写书面检查。1958年1月，他写出了一份3万多字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回顾了自己在整风中的全部言行，以及建国以来在民主党派工作方面的全部经历，在文章最后写道：“我不能颠倒是非对待别人，也不能泯灭良心来对待自己。”1月28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召见他，通知准备撤销他粮食部长的职务。他说，撤职倒没有什么，但为什么要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呢?这是违反事实的，是宁死不能承认的。直到被撤职，他始终拒绝在他的“右派”结论上签字。主持定案工作的李维汉也承认他“心口如一”，高压无用，只好硬着头皮拍板：我们不是法院，章乃器不签字，照样可以定右派。他后来为此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对于一个刚过花甲、精力充沛的实干家来说，失去工作的权利是一种莫大的痛苦，但章乃器仍以达观的态度面对人生，将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还希望5—10年之后再为国家工作10年。在公众场合，他仍是精神抖擞，谈笑风生，丝毫没有其他“右派”那种抑郁消沉之态。同时，他依然在有限的场合参政议政，在政协的会议上搬出许多数字来质疑“大跃进”。也因为如此， 1963年1月，民建中央通过了《关于开除章乃器会籍的决定》。3月，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了撤销章乃器政协委员职务的决定。纯粹因言论而被除名，在当时政协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他认为这不是他个人的不幸，而是1949年以来的政治协商制度的不幸。他并没有因此而气馁，始终坚信历史会作出最公正的结论，他还做了一副对联：“实践检查真理，时间解决问题。”

章乃器是“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5月去世的，他为什么能活下来？1966年8月，年届七旬的他受到残酷迫害，被抄家、批斗。当时红卫兵在吉祥戏院有一个“打人集会”，押送来的“牛鬼蛇神”往往有去无回，当场毙命。他在那里被打得遍体鳞伤，但他仍靠气功的功力硬顶着。后来有一个民警到戏院向红卫兵要人，说是这个人打死了不好向中央交待，才捡回了一条性命。当他被送到医院求治时，竟遭拒绝。他挣扎着坐起来，在长椅上给周恩来写了几个字：总理，我被打，已经受伤，医院不给治疗，请你指示。信送出后不久，他被推进了急救室。事后得知，周恩来指示医院：无论何人，一律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给予治疗。

他当时为什么没有死？他对他的儿子曾这样讲：“我认为，我现在决不能死，我要等到党看清楚我是一个对党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人，然后死而无憾。我深信，事实是掩盖不住的，事实总是越到后来越清楚，我活着，我的精神面貌就可以证明我对时代的乐观。这是有反动思想的人所万难做到的。”他虽然有很多失败，但要有始有终，对历史要有交待！他能活下来，当然与他个人的意志有关。除此之外，就是他练气功，靠气功来调理和治疗被打伤的身体，多年坚持锻炼使他比别人强壮。他与其他知识分子在性格上也有所不同，作为一个山民的后代，他从小生长在山区，有草根性的一面，与贵族化的、一直过着优裕生活的知识分子不一样，好日子能过，苦日子也能过，生存能力很强，他是踏着荆棘成长的。

章乃器的一生都是在为实现他的青云之志而努力，面对多次的抉择，面对布满荆棘的道路，他没有退缩和动摇，而是固守理想，本分地实干一步一步向前迈进，终于实现了其人生价值“陶人埏值以为器”。

（编辑：赵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