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长高的金融专家

——记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校友

杭州商学院给王永利校友留下了很多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王永利曾带着爱人和孩子走在文二路的校园里，当年校园里的一幕幕往事又重新回到了王永利的眼前，他深情地讲述当年学习生活的一些故事。走在校园幽静的梧桐树长廊下，脚下是梧桐树叶沙沙的响声，王永利感叹地说：“在学校四年的学习生活，当时也并不觉得有什么特殊的，但随着自己的成长，每每想到杭州商学院，却有着越来越多的感触。”

时光飞逝，距离王永利校友刚进入杭州商学院读书之时，已经是30年前的事了。当时王永利还刚过16周岁，个头只有1 .65米，用他自己的话说“可谓少不更事”。这个还没长大的孩子跑到千里之外的杭州读书，这头一趟出远门让王永利记忆深刻。王永利老家在山东省烟台地区海阳县，要去素有“人间天堂”美誉的杭州上学，他心里充满激动和向往，但真正要去，交通却成大问题。当时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火车，而要去杭州，首先要在夜里11点多从家乡附近的车站搭乘烟台去济南的火车，然后在凌晨二点左右从济南换乘北京去杭州的火车。火车异常拥挤，半途上车根本没有座位，寒假里返校能挤上火车就算幸运，往往上了火车就动不了身，站上几个小时才有可能抢个座位。这对一个刚满16岁，很少出远门的少年而言，确实是一大挑战。第一次去杭州，王永利心里充满着忐忑和不安，但是上大学的欣喜和激动，大大削弱了疲惫和胆怯。王永利今天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下火车时的情形：他背着简单的行李终于到达杭州火车站，找到学校接待站之后，才发现自己因长时间站立和睡眠不足而双腿止不住的颤抖。谈起这些，王永利说：“正因为上大学期间经常有这样的经历，以至于在毕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听到火车的轰鸣声，自己的小腿都会不自觉的抖动。”但正是这样的经历，却使王永利得到了难得的锻炼，增强了他独自出去闯荡的信心。用王永利的话来说：“来回上学路程的艰苦历练，成为我成长的重要课程，给与我很大收获。”

刚到学校的那段生活也让王永利记忆深刻。一个16岁的孩子到远离家乡的南方读书学习，周围的一切对王永利来说都十分新奇。当时班上的同学主要来自浙江各地，年龄从十六七岁到二十八九，作为班上的小弟弟，王永利也用独特的眼光来比较自己和这群新同学。“刚到杭州之后，发现这里与家乡在气候、饮食、习惯等很多方面存在很大差别，这也要求我去适应新的环境新的生活，同时也吸引我不断地去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并不自觉地与家乡进行比较。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山东老家与杭嘉湖地区相比，当时还真是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山东人长时间的传统是重农轻商，有谁不好好种地而去做小买卖，往往会被人看着是不务正业，小伙子找媳妇都可能受影响。而杭嘉湖地区却是明显的重商轻农，很多人家都有人在外面做买卖；由于几辈人在家种地而不出去，我老家的人出去闯荡的风气很弱，因此见识也会受影响。而杭嘉湖地区因为很多人在外面做买卖，往往见多识广，两地的文化氛围和教育水平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我老家的人比较讲义气讲脸面，往往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会自动把一些机会放弃了，并且由于商业意识比较淡薄，不拘小节，往往不习惯于认真进行商业谈判，也容易在合作中发现自己“被欺骗”。而杭嘉湖地区的人往往更看重结果，并不看重脸面或义气，更容易抓住发财的机会，其商业意识明显高出一筹，出门闯荡、吃苦耐劳的劲头远非一般人能比。可能正是由于浙江人的这些特质，使在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抓住了先机，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提起商学院的生活，他回忆道：“来到杭州商学院学习，我的助学金是15.5元，我一般把吃饭的钱控制在14元以内，留下一点钱作为机动。尽管钱不多，但我已经感觉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王永利还幽默地说：“我是在杭州商学院真正长大成人的。在大学四年，我的身高由1.65米长到1.78米，体重也明显增大。”四年杭州商学院的学习，一个山东海阳小鬼成了一个名副其实可以顶天立地的山东汉子。

谈起自己在商学院的读书情形，王永利侃侃而谈：“来到大学，还有一个很大的反差就是，自己作为家乡学校的好学生，高中毕业之前一直是每年三好学生获得者，也一直得到老师的宠爱。但到大学后，发现与很多来自大城市的同学存在很大差距，自己上大学之前对外语更是从未接触过。在第一年的三好学生评比中，第一次没有被评上，在礼堂参加三好学生颁奖大会时，自己深感羞愧，也暗自发誓要跟上，迫使自己更加努力学习。当然，自己在学习过程中，曾在一段时间内完全局限于学校的教材和课题的学习，更主要的是应付考试。特别是当时中国的会计学，是按行业划分的，仅记账方法就有增减记账法、实物收付记账法、现金收付记账法、借贷记账法等等，自己似乎主要是死记硬背。直到三年级初，学校安排到上海自行车批发部实习，得到实习单位认真负责的安排和指导，经历了业务处理和会计处理的全流程，将书本知识与实务结合起来之后，才恍然大悟，真正理解了会计。可以说，上海的实习，使我对会计的认识得到了质的飞跃，为我后来的会计工作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之后，回到学校，在学习工业会计时，我担任课代表，很多同学感觉很难懂的东西，我学的好像很轻松。我也开始突破学校教材和课题学习的束缚，更多的涉猎相关知识的学习，比如，会计是以企业为主体的，那么企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企业的相关利益方有哪些，如何有效处理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为什么需要会计，会计如何发挥作用等。因此，对企业管理的知识开始认真主动地学习。同时也更多地阅读相关的杂志、报纸等，例如会计界最权威的杂志《会计研究》，经常刊登当时最热门的会计理论话题，包括很多激烈的争论文章，读后使自己大开眼界、深受启发；当时《文汇报》每月会有一版由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教授蒋学模等专家学者发表的，关于当时经济社会热点问题的讲解的文章，由于紧密联系实际，又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吸引我每月都急切地跟踪学习，收益匪浅。这些在我参加研究生考试时得到了充分应用，会计理论和政治经济学获得高分，为我顺利通过研究生考试，进一步得到深造机会帮了大忙。”

结束采访的时候，我们从王永利30年前的记忆中回到现在，王永利深情地说：“在杭州商学院的四年中，尽管当时学校的硬件环境并不很好，杭州的气候我也很难适应，但我遇到了很多非常敬业负责的老师（特别难忘的是许新源老师、陈开先老师等），结识了很多来自各地情同手足的同学，学习和生活是非常开心的，可以总结回顾的内容也是非常多的。这里不仅强壮了我的身体，更为我认识社会，掌握更好的思维方式、学习方法，更好地开展工作等奠定了重要基础。正因为如此，我对杭州商学院，并由此对杭州充满感情，杭州成为我最喜欢去的城市。衷心祝愿我的母校，今日的浙江工商大学越办越好！”

王永利校友，英俊潇洒，为人谦逊严谨，儒雅中透着精明锐利。其实我们知道王永利校友的经历不仅仅是上述在杭州商学院的一些美好回忆片段。王永利校友1984年杭州商学院毕业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会计学硕士班，1987年7月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9年5月调入中国银行总行财会部，1993年成为中国财会制度改革在中国银行实施方案的主要起草者，1994年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在中国银行实施方案的主要起草者，参与了1995年《商业银行法》出台后中国银行由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化的有关工作，获得中国银行突出贡献奖等光荣称号。1997年4月至1999年11月，先后担任总行财会部、资产负债管理部副总经理、总经理。1999年11月，因“厦门远华大案”涉及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领导班子而紧急调往该行担任党委副书记、常务副行长，从2000年初开始主持工作。2001年4月担任该行党委书记、行长。2002年4月调任河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2003年11月任总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参与了2004年开始的中国银行股改上市的相关工作。 2006年8月起任中国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至今。其中，2005年7月获得厦门大学经济学（财政）博士学位。

王永利校友具有深厚的学术理论功底和丰富的金融实践经验，著有《最新商业银行会计基础》、《新财会制度重点问题讲解》等著作，发表了若干关于财务会计、财税金融方面的文章。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中国银行作为中国外汇资产最大、参与国际金融市场最多的银行，遭受的冲击也最多。作为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业务的主管行领导，王永利校友带领相关部门积极应对，2008年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爆发后，更是担任危机应对小组组长，亲身经历了此次危机的全过程，并对国际金融危机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研究，发表了《应以更高更宽的视野看待美国次贷危机》、《全球经济金融局势可能进入重大调整期》、《美元的全球持有与其投放管控属地化矛盾》、《货币发展与裂变、信用透支与危机》、《金融危机的根源仍是货币体系缺陷》、《关于中国房地产的几点看法》等数十篇文章，组织出版了《金融危机全景透视》一书，对全球金融危机、宏观经济形势、货币金融发展等方面有着深度研究和剖析。